燒開水 算心計

前天在讀Birgit的文章﹐看她記錄著兒女和自己生活中的瑣事﹐一篇一篇簡單﹑清清的文章﹐就是能觸動著人心。讀著讀著﹐喚起似曾相識的片段﹑差不多遺忘了的回憶﹐雖然自己的版本略有不同﹐但就是使人懷緬著生活的點滴﹐遙遠然仍親切。用膠桶燒開水洗澡﹐和當時年輕溫柔的媽媽。(唉唷!也不記得是那年起開始變了凶狠的老虎乸了。) 她前幾篇說的煤炭爐我兒時也好像曾經不知在那裡見過一次﹐再想﹐我也許也是最後一輩看見火水爐的香港人﹐現在的人﹐連野外宿營也不願再用那古老的東西(記得某年某天某段時期﹐新聞報導的仍是火水爐的安全﹐不是某女星走光﹐某恐怖分子放炸彈)。一兩個外公外婆的影像﹐曾經跑過往天井的長梯﹐這十年以來也漸漸散開﹐那股家庭凝聚力早已消散得無影無蹤。很懷念外公給我第一口的榴槤﹐很懷念(當天以為)六個姨﹐兩個舅也疼過自己的日子﹐想得眼眶也濕了。

另外讀到她那篇心計﹐鉤起了一段我和弟弟的回憶。的確﹐機心就是不知不覺的來﹐一開始是嫉忌吧? 如果弟弟拿我的東西﹐我就會咬他的耳﹐來宣洩心內的不滿。(哈!如果他看到﹐真的要先道歉一下﹐自小可不只一次的欺負他呢。不是個個小孩也一樣﹐我表妹兒時就保護她弟弟至極﹐連藤條也可代受﹐哈﹐實在太偉大﹐如遇同樣情況﹐我和弟則自是各有各逃。) 又一次﹐自己當時約三歲多﹐弟弟則兩歲多﹐我已經隨手畫著圖畫﹐用來交換他錢罌內的毫子﹐並告訴他如果他不是我弟弟﹐就絕對沒有這麼便宜的優惠價($100 減到八毫子)! 我不知不覺間就想要什麼事都比他強﹐他後來卻對人際關係的發展則比我好﹐其實孩童的心智循著那個途徑走﹐真的很難說﹐也很難判斷好壞。我不質疑每個父母也是出於良好的動機﹐那些優良動機的影響力是好是壞卻很難說﹐人的個性﹐便是這樣一點一滴的從四週的人和事吸收著回來。在每個人的內心﹐父母隨了要建立好壞的準則﹐便是給教懂他們鼓起勇氣去面對難以解決的人和事。學行一樣﹐跌過後最重要的是能站起來﹐再行﹐再走。

雞和蛋

雞和蛋的問題﹐一向代表了因果循環不斷的問題﹐找不到始源﹐分不出那是因﹐那是果。在很多情況﹐當事件在循環中﹐當人看不見事情的尾首﹐普通人一般做法便是假裝看不見﹐因為互相牽連的因素太多了﹐一揪起某部份﹐其餘的便會因骨牌效應而倒下。所以一動不如一靜﹐搞不清的問題﹐便閣置不管﹐隨著那事的循環變化才再作定奪。因為如果是良性的﹐就會被慢慢丟淡遺忙﹐如果是惡性的﹐就總始終會有人走出來管。這就是為何有些嚴重問題會被隱藏在事情的根基﹐不直到一天公眾覺得忍無可忍﹐又有個領導的聲音﹐那些問題才會受到正面積極的應對。「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個個也知道事情未發展到很嚴重時﹐有時可能會花掉更大的力氣﹑才識和勇氣才會有所改善﹐卻又會踟躕保守﹑期望奇跡性事情自己變好﹐結果卻是在譴責下悲痛的幹善後工作。

難做的事﹐就是沒人想幹。「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如果是天主教徒﹐世界有先的就是雞﹐做的也是先做人﹐不是嬰兒。如果是依據科學的精神﹐兩者也不有先後的存在﹐是慢慢從另一種生物進化而衍生過來。在我來說﹐那樣先存在也不是問題﹐只要是依據當時的需要﹐就決定該做什麼﹐無人願意做﹐便也要由某個人做起。我想﹐與其想這麼多﹐不如做手起刀落﹐做成雞肉奄列﹐雞和蛋一下子盡益腸胃。

工資﹑貧富﹑新移民

我相信社會不是公平和不是公正的﹐因為天然資源的分配﹐就從來不是均衡地散佈﹐每人的資質也會不同﹐正所謂十隻手指有長短﹐想把一切公平瓜分的社會概念﹐根本就不乎合實際和天然原則的﹐自然無可能辦到。在現代社會﹐人要盡量去執行公平公正的理念﹐雖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過哄動一時的藝人調包案﹐又或如當年美國的訴訟經年的OJ事件﹐也清楚反影出社會從來就不是公平的﹐公平 - 就是種推廣出來的假像﹐錯誤的社會共識。就算同樣刑罰﹐例如說違例泊車的數百元﹐對一個趕住送貨的貨車仔﹐和一個駕波子貪方便的司機﹐也永遠不會有同等的相對價值。今次想寫的不是社會的道德標準﹐而是說說最近常在新聞見人掛在口邊的最低公資和貧富懸殊。

既認為天下不公﹐我很自然不讚成立例去提高最低公資。先不要談經濟上加重中小企的負擔﹐也不要說拉上補下這基本法則﹐就說在我眼中見過的某些人﹐莫說最低公資已經給多了﹐根本要稱為人也該受到質疑﹐到底社會是否有責任去負荷自己產生出來的廢人﹐甚至去負擔外地輸入的失業包袱。我先給些實例﹐說實我回港後也因此例子而大開眼界﹐才明白了香港為何都會有人失業(這些人也應該失業):我曾見過廚房兩個做打雜的男孩﹐主要便是在下午幫幫我手﹐執頭執尾﹐也不是對工作能力有什麼奢求。一個做了一天﹐一個做了兩天。做了一天那個呢﹐就是懶﹐莫說複雜的事不懂﹐我已叫他只要洗碗﹐當然要知如何洗得最好是有當中學問﹐不過結果我正在炒午市也要落手洗埋碟﹐連洗碗這種手板眼見的功夫也做不來。好﹐且說他未嘗過﹐我也由他﹐催促兩聲便要回到自己崗位。跟著我看見那幕更奇﹐居然洗好的酒杯﹐他不用平的盤子放﹐卻找個廚房用的圓盤玩杯子疊羅漢﹐如此無common sense﹐已經無名火起﹐不過我還在忍﹐又示範了一次我認為該是基本常識的事。幾小時後﹐吃晚飯時我又見到他門齒居然在中間穿了個黑洞﹐其實已經反感到覺得難以忍受﹐連來自第三世界的緬甸洗碗婆(夜更)也講了句:「有無韮菜呀?」本來想有人總好過無人﹐準備叫他多試一天。他居然還夠膽說明朝十點自己唔得閒﹐要遲多兩個鐘﹐係唔係這種人也要提高工資? 當然計了那天人工便請佢好行。做了兩天那個﹐其實也沒什麼﹐也就平凡一點﹐就是實在蠢得要緊﹐說了十幾次的事還是可以不記得﹐就像隻壞錶一樣分分校﹐秒秒撥﹐叫他做事倒不及自己做好﹐實在是沒精神﹑時間和資源去從新培育他的一切。又有個在加拿大的例子﹐自家曾開過間小店﹐其中曾聘請過個自中國內地的加拿大新移民﹐不想太仔細去談這個女人了﹐我只想節錄幾句她的偉論:「要把紙皮箱割開拿去丟掉? 這種事我不懂幹。」「唉! 還是在國內的工作好﹐我以前每天也只是喝喝茶﹐看看新聞紙就算一天了。」「要洗頭? 我一向也習慣了一個月洗兩次﹐你們香港人還真是麻煩!」世間就是有這麼的一群人。

再要說說我前幾個星期在地鐵內聽都的一段對話。 是五個師奶﹐和一個男仔﹐他們一群剛下班﹐正在閒聊﹐其中那男孩說:「我現在住的地方真差!」其中一個身形較橫的山東婆操著流順帶鄉音的廣東話大聲教說著﹐我把她的言論概括如下:「你呀!社署梗係唔排你地換樓啦﹐你地申請個陣梗係要有幾慘講記慘﹐咁先批得快加嘛。我呀!有個同鄉呀﹐三個幾月就批咗啦。你要同社署D人講﹐宜家每日都有好大壓力﹐話你甚至想斬人咁﹐有幾嚴重就講到幾嚴重﹔如果人地問到點解以前無問題﹐就話家人磨擦越來越多﹐再唔搬呢就唔知幾時可能真係會搞出人命。我同鄉呀﹐宜家批個度成三個房﹐你唔講得嚴重D 呀﹐人地點會理你﹐可能等幾年都未批比你呀。」大街大巷﹐她也見到我在聽﹐不過憑她帶點微笑的眼神﹐知她公然認為欺騙政府的智慧是益了我。

現在酒店內也會請些弱能人仕去做內部清潔(這些人比上面所提起的廢人還可做得更多更好!)﹐因為大概既可當公關手段﹐又可節省開支﹐人工雖收六七千﹐其實一半以上就由這些所謂督導的團體入袋﹐(善事無收入﹐便無這麼多慈善機構﹐我雖不是說世間全無有心人﹐但畢竟有心人還是需要開飯的。我所見的那個督導員﹐我就覺得其為人極有問題。)(我曾經和個做過撒瑪利亞會義工的人談過話﹐她也說﹐聽過這麼多不幸的電話﹐其實連自己的內心也會消沉的。) 那些弱智人仕實收約二千七﹑八﹐也是小於十數元一小時﹐就算工作得比別人更勤力﹐他們的回報就是會比人少。自己看到那個十來二十歲的少年在一角傻笑﹐心內有過一剎那的酸﹐不過卻明白不公平是不只是在社會上﹐而是種沒有任何人可改變的自然界定律。法律上可管制的就只有商業機構因壟斷帶來的收益﹐香港時至今時今日﹐連對普遍的市民general public 仍然未能做得到較全面的保障﹐還拉扯什麼最低工資?

自古以來﹐社會就會受到各方面的蠶蝕﹐是種不能根絕的禍患。現在居然有垃圾政黨用個貧富懸殊差距增廓的籍口而提出要求提高最低公資來減少人民生活距離。試想想﹐每日也放百幾人來港﹐這些新移民很多自然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來港的(精英制吸引人材/投資家卻是好的)﹐無論香港人普遍民生好壞﹐這些新移民相對下也會是生活質素欠佳﹐難道要每人入境就派番十多二十萬去拉近這調查數字上的差距嗎? 順帶想到人口老化﹐很多歐洲國家也會面臨人口老化﹐例如瑞典等地﹐有政府貼奶粉貼錢貼教育都無人想生﹐因為普遍教育程度高﹐生活水平也高﹐孩子也會受到大眾愛戴的喜悅﹐經計劃才生出來﹐甚至教人想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句說話。我一向也認為要世界的人口能做到有自制﹐才會有什麼完美社會/主義出現的可能性﹐不過我也膽敢說﹐不單遙遙無期﹐而且依據人的本性﹐這種理想根本就是天荒夜談﹐還是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較高。(要戰爭﹐實在比要改善社會的工程簡便得多了﹐多一兩個布殊就成。) 香港卻又不知為何會訂立生夠四個就有樓上﹐又有公援這些政策﹐教育卻越搞越糟﹐出產的人口也自然越來越垃圾。再加上來港產子那批人﹐其實香港政府不如先憂愁新移民將來會造成的滿民皆廢之患﹐這種發展方向只會為社會帶來更長遠的禍害。無論治安﹑公民意識各方面﹐我也只見到個下坡。

新春秋內的留言: 在這裡的留言﹐往往比原來的文章好﹐其實貼這類不易解決的話題﹐自然引起正反之辯﹐也很難尋出絕對性的答案。

巧合悟覺

這兩星期也斷斷續續在讀 Adam Smith(*1)的作品, 看他的 Moral Theory 和 Political Economy。其實有些當年可能曾經驚世的理論﹐如Political Economy中提起的Division of Labour﹐今天已是經濟學的中學教科書上的指定讀物﹐沒什麼特別﹐再讀反而覺得煩贅。昨天﹐看得沉悶﹐便翻到書尾一篇較短篇幅的作品: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讀了頭三大段: The principles which lead and direct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Of the effect of unexpectedness, or of surprise; Of wonder, or of the effects of novelty。讀完這幾段﹐自己呆了一下﹐因為曾幾何時﹐大概十四﹑五年前的一個晚上﹐雖然表達方式微異﹐自己不正是在孤獨中磨出過同樣的一番想法嗎? 不是要把自己和這哲學家相提並論﹐因為我也沒有他說出的理據去支持當時自己的想法。(而且對他的第二段提到的突發性﹐自己融合在對the origin of fear的想法上。) 其實也不是想討論這篇文章﹐只不過看到這種巧合而帶來一種很奇妙的感覺。我們其實可能每天繁瑣的生活中﹐已經有很多領會和頓悟﹐只不過我們往往疏忽了﹑遺忘了﹐未及領悟清楚已不知給什麼事干擾了思緒﹐是種城市人的悲哀吧? 同樣再想﹐如果不是正是因為有干擾和衝激﹐是否真的單單因為一件事便足以啟發出思維﹐不是又回到了雞和蛋的爭論嗎?

*1: Adam Smith (1723-1790) studied under Francis Hutcheson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befriended David Hume while lecturing on rhetoric and jurisprudence in Edinburgh, was elected Professor of Logic,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eventually Lord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and along with Hutcheson and Hume, went on to become one of the chief figures of the astonishing period of learning known as the Scottish Enlightment.

語言文字

續上文: 莖字讀hang1定讀ging1﹐我不知﹐聲韻學Phonetics只不過是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中一小門﹐有時真懷疑怎值在此話題上大費周章。很喜歡之前荏苒軒主人一文中那段:「《切韻》是否「約定俗成」，尚待深論‧‧‧以一兩部一千多年前的韻書來「糾正」今天廣東一隅的日常讀音，天下間唯何氏一人敢言敢作罷了。」實在不知如何出這樣一個本沒倒置﹐食屎柯飯的混蛋何文匯(原因: 在此引自己上篇《吾言我字》來自圓其說)。回說舒兄一文﹐著眼在文中出現了兩次的這段:「音轉學家認為這些字之所以含義相近相通，在于它都發/jing/（廣東話為/ging/，異讀不贅）這個音，這就是音近義通，也就是說，/jing/這個音可用來表示「細而長」之意。」想想語言﹐不難想像在嗌嗌呀呀後﹐必先有「穴﹑山﹑水」等協助生存的實用實物詞彙﹐是沒爭議性的﹐你叫水做山﹐我叫水做石﹐便是無語然系統﹐大家指著水叫水﹐從那刻起﹐發"水"字音便代表在腦內記憶中的一種流質實物。由於活動力有限﹐所以載水的便是河﹐見到另一條河﹐也頂多叫新河﹐來別於不是常識中的河。有日見到海﹐沒新詞彙下也只可能叫大河﹐有些可憐的地方就因為這習性連名字也沒有(如:New Mexico, New England)﹐就好似秦始皇之子就出名過扶蘇﹐人和地方也有撇不下的陰影吧﹐人的知識也在舊立論上建下去的關係吧。 跟著出然便需要一些形容性質的詞彙來辨別接近的物﹐高矮肥瘦大小﹐我話小明高﹐究景五呎七係高﹐定係六呎三係高﹐無量度的準度﹐無比較的準則﹐單單說出了小明高﹐便沒什麼意思。於是又有連接性的比較﹐"大河上側之石小於小河下遊之山"﹐一句雖言形容的都是實物﹐河邊的石和山﹐卻已有不少抽象性的比較﹐除上下左右等比較﹐如沒"之"字牽連物與物間的關係﹐就如現代的"的"字﹐和英語的"of"字﹐也難構成完整的意思。不同的語言結構﹐當然有也在不同的理論下發展﹐像拉丁文pluit是下雨的動態(it rains)﹐pluvia是下雨的形容詞(rainy)﹐中國人"雨"就是天下來的水的名詞﹐"下雨"是動態﹐"天雨粟"的雨又變為從天跌下的動詞﹐法﹑英﹑意語由此系統衍生﹐也分有gender/ adjective/ tenses, 不同情況下本字也有輕微變更。中文字卻是從象形而來﹐是名詞動詞也對那字的形狀不產生變化。下雨本身不是抽象﹐但在文字上就產生在不同情況有不同意思的抽象性。同樣﹐好壞對錯也是在當時社會的標準相對性產生的抽象概念﹐但又能否因為難以定立字彙中的絕對性便完全抹殺了這些相對性性質詞彙的重要性? "的士司機的確沒目的的在駛"﹐以上四個"的"字也不同吧? 拼音得來的名詞﹐連接詞﹐詞語﹐我相信就算解構destructuralize(*1)也不等於一切沒了價值﹐看看解構後的語言﹐Structuralism in linguistics(*2)﹐只不過要更了解結構的基本﹐才可理解複雜了起來的事。

再看lestsariel文中的留言﹐我自己可能悟性問題﹐覺得Foucault要表出的不是那樣的意思﹐總不成龍在火星可能是種蚯蚓而因此龍無本義﹐只要加句在西方龍是...﹐在東方龍是...﹐文字在define後會更清淅﹐總不成說一切言語也無意義? 我也試過因文化的不同﹐而對football產生誤解﹐在美國多指美式欖球﹐在英國則指足球﹐不過字義的範疇就把意思括於足和球類﹐不能說因此便沒意義。我也可說如果我全文用俄文(我不懂)寫就對各位沒有意義﹐但是思想由不同的形式的表達出來後﹐總最少對發表者構成一定的代表性。看不懂﹐溝通不到是平台問題﹐不是本身無意義。Foucault在Power/ Knowledge應該投訴的是人類溝通平台不公平﹐往往歷史只反影/偏執著勝利者/當權者一面而忽略其他客觀性"事實"﹐沒絕對性的現實﹐可是相對性的片面現實﹐就是我們能執著的﹐連那也無意義﹐人類便無發再進步。現代的進步往往也執著在金錢﹑利益﹐可能最終還是自己構起的假像﹐不過不能否決這假像在這刻的相對重要性。再加句lestsariel的留言作結:「學術世界大得足以容納不同的道路。」的確﹐就是實在太包容了﹐呀豬呀狗都自以為是學者。

"Linguistics is arguably the most hotly contested property in the academic realm. It is soaked with the blood of poets, theologians, philosophers, philologists, psychologists, biologists, anthropologists, and neurologists, along with whatever blood can be got out of grammarians." - Noam Chomsky

*1: "[Deconstruction] signifies a project of critical thought whose task is to locate and 'take apart' those concepts which serve as the axioms or rules for a period of thought, those concepts which command the unfolding of an entire epoch of metaphysics. 'Deconstruction' is somewhat less negative than the Heideggerian or Nietzschean terms 'destruction' or 'reversal'; it suggests that certain foundation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ill never be entirely eliminated...There is no simpl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or the language of metaphysics." - David B. Allison

*2: Ferdinand de Saussure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20th century reappearance of structuralism, and evidence of this can be found in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written by Saussure's colleagues after his death and based on student notes, where he focused not on the use of language (parole, or speech), but rather on the underlying system of language (langue) and called his theory semiology. This approach focused on examining how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present, that is, 'synchronically' rather than 'diachronically'. Finally, he argued that linguistic signs were composed of two parts, a signifier (the sound pattern of a word, either in mental projection - as when we silently recite lines from a poem to ourselves - or in actual, physical realization as part of a speech act) and a signified (the concept or meaning of the word). This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approaches which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on the one hand and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they designate, on the other.

Saussure's Course influenced many linguists between World War I and WWII. In America, for instance, Leonard Bloomfield developed his own version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s did Louis Hjelmslev in Denmark and Alf Sommerfelt in Norway. In France Antoine Meillet and Émile Benveniste would continue Saussure's program. Most importantly, however, members of the Prague School of linguistics such as Roman Jakobson and Nikolai Trubetzkoy conducted research that would be greatly influential.

The clearest and most important example of Prague School structuralism lies in phonemics. Rather than simply compile a list of which sounds occur in a language, the Prague School sought to examine how they were related. They determined that the inventory of sounds in a language could be analyzed in terms of a series of contrasts. Thus in English the sounds /p/ and /b/ represent distinct phonemes because there are cases (minimal pairs) wher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is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distinct words (e.g. 'pat' and 'bat'). Analyzing sounds in terms of contrastive features also opens up comparative scope - it makes clear, for instance, that the difficulty Japanese speakers have differentiating /r/ and /l/ in English is because these sounds are not contrastive in Japanese. While this approach is now standard in linguistics, it was revolutionary at the time. Phonology would become the paradigmatic basis for structuralism 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forms.

時間速度

看過新春秋內的《當卡夫卡遇上正音正字》。如常﹐舒爾賽的文章總是太長﹐有些段落又總是隨心所欲的離題萬丈(可能整篇也離題﹐得一兩句有關)。可能是剛剛下病塌精神好(小眼疾﹐無大恙)﹐又可能是近來的文章好﹐舒兄這篇居然也看了約七﹑八成。其中提到Lestsariel踩Russell, Kant, 捧Foucault, Nietzsche一段﹐「事實上他們所持的理據很簡單︰任何知識都必須通過符號去被表達，包括數學知識。而一牽涉到符號，它的意義就不可能是客觀的，絕對的，而會涉及到文化的因素。以數學來說，它的「客觀」知識是透過主觀的、受時代限制的數字或者符號去表達的，而符號的使用準則乃是主觀的。於是1+1=2這簡單的數學知識只有在理解這種名為阿拉伯數字的意符的人眼中才有對錯值，對於非洲某原始部落的人來說，它根本就構成不了甚麼知識。另一方面，這些和我們思想不同的人又會以另一種思考模式去解釋世界，即便是在數學知識上也可能如此。」另外﹐自己也看過他這兩句:「一切都是權力建構的，一切也可以是對的，也可以是錯的。只有危險的，壟斷性的論述。」﹐「可以說，甚至歷史知識也是建構物，世上沒有任何知識是對的，沒有一個論述可以被稱為「對」。」。

我認為這幾句還有商榷的餘地。單從字面﹐其實是無可挑戰這幾句說話的﹐他要帶出的是"知識沒有絕對"這點﹐既然世間也沒有對錯﹐我們每天也在忙什麼? 任意隨心所欲就成﹐何苦規限著自己的生活規律和空間? (可能了解了這點的Nietzsche﹐最後也就這樣瘋了)。 其實要引用‘Power/ knowledge’ 一文﹐倒不如看看Foucault 的‘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1) 留意到"he is only interested in analysing statements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一句﹐在不同時代背景﹐其實也存在有當時的絕對性﹐就算是Foucault自己﹐也會因以當時歷史的背景而分析當時的立論﹐再看尾句"one can describe specific systems that determine which types of statements emerge"。絕對性的對錯不是每個時代的人所關注的﹐我們活在相對性的對錯中﹐但對每一個時代的人來說﹐那個相對性的對錯就是當時的絕對性對錯。對與錯﹐本身就是相對性下產生的一種概念﹐站於不同角度去看也會產生誤差。我會用物理上的速度和相對速度去理解﹐速度大家也知是什麼﹐如果你正在踩著單車﹐離遠見到我在列子彈列車中踱步﹐和月台上的劉翔賽跑﹐驟看我仍會不知快出了多少﹔如果你的車行駛得和跑步者一樣快﹐可能你便會見到跑步者在靜止的狀態中﹐皆因我﹑他﹑甚至觀察者也在不同的時間框timeframe中。但是由於我們也同樣存在在地球上﹐速度到最後還是可計算和比較的。(不討論時空物理學﹑超越光速後的情況。)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也自有不同的衡量﹑量度準則﹐我記得不久前就看過電視﹐說清初有洋人收到玉石字畫﹐就以為是垃圾﹐可能有不少墨寶就給人拿來點煙﹐洋人又怎會估到﹐一張紙﹐幾隻字﹐價格就可勝於黃金呢? 事情也同樣﹐需要有相對性的情況下才能定對錯﹐如果兩個人說的也"對"﹐卻爭持不下﹐就是論事的平台不同﹐雙方可能在基本架構上已有了出入。另外還有個情況﹐記得曾和友人為了一個英文字的讀音吵了很久﹐差不多一小時後大家也面紅耳赤﹐最後也靠字典做個公正﹐結果是: 兩個音也對﹐世間這麼大﹐很多時最難容下的卻是兩個"對"。(這卻不能套於現今的所謂‘正字’﹐因為他們的行為影響語言的首要工效 - 傳遞訊息。講別人不慣用的音韻﹐同去希臘說俄語有什麼分別?) 用沒絕對性的事實就杜絕言論﹐又實在方便得有點懶惰﹐倒不如一開始就不要說﹐(要發言不是因為開始想有自己的堅持和偏執嗎?) 因為說了話又話唔肯定豈不是等同沒說? 如果我在這裡加句:"我所說的都可能是對﹐也可能是錯的。"﹐雖然反映了現實的情況﹐但是我想﹐這句說話和說「聖誕老人可能並不存在」一樣﹐沒什麼實在的意思。我畢竟也是認為自己這刻的理解在今天相對地是有一定正確度﹐對多於錯﹐才寫給人看罷? 如果要寫篇在這刻相對性下也沒對也沒錯的文章﹐倒不如就加多篇LSD後的迷幻﹐就真係對錯也沒關係(橫豎也無人看﹐無人竹墮何曾響﹐盜鈴掩耳未為偷。嘻﹐抱歉﹐舒兄﹐又拿你那篇浩瀚萬言的文章來開玩笑)。

*1:抄錄簡括: Foucault directs his analysis toward the "statement", the basic unit of discourse that he believes has been ignored up to this point. "Statement"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French énoncé (that which is enunciated or expressed), which has a peculiar meaning for Foucault. "Énoncé" for Foucault means that which makes propositions, utterances, or speech acts meaningful. In this understanding, statements themselves are not propositions, utterances, or speech acts. Rather, statements create a network of rules establishing what is meaningful, and it is these rules that are the preconditions for propositions, utterances, or speech acts to have meaning. Statements are also 'events'. Depending on whether or not they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meaning, a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 may still lack meaning and inversely, an incorrect sentence may still be meaningful. Statements depend on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emerge and exist within a field of discourse. It is huge collections of statements, called discursive formations, toward which Foucault aims his analysi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Foucault reiterates that the analysis he is outlining is only one possible tactic, and that he is not seeking to displace other ways of analysing discourse or render them as invalid.

According to Dreyfus & Rabinow, Foucault not only brackets out issues of truth (cf. Husserl) he also brackets out issues of meaning. Rather than looking for a deeper meaning underneath discourse or looking for the source of meaning in some transcendental subject, Foucault analyzes the discursive and practical conditions of the existence for truth and meaning. In order to show the principles of meaning and truth production in various discursive formations he details how truth claims emerge during various epochs on the basis of what was actually said and written during these periods of time. He particularly describes the Renaissance,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20th Century. He strives to avoid all interpretation and to depart from the goals of hermeneutic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Foucault denounces truth and meaning, but just that truth and meaning depend on the historical discursive and practical means of truth and meaning production. For instance, although they were radically different during Enlightenment as opposed to Modernity, there were indeed meaning, truth and correct treatment of madness during both epochs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his posture allows Foucault to move away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standpoint, denouncing a priori concepts of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subject, and focus on the role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onstituting subjectivity.

Dispensing with finding a deeper meaning behind discourse would appear to lead Foucault toward structuralism. However, whereas structuralists search for homogeneity in a discursive entity, Foucault focuses on differences. Instead of asking what constitutes the specificity of European thought he asks what differences develop within it over time. Therefore, he refuses to examine statements outside of their role in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and he never examines possible statements that could have emerged from such a formation. His identity as a historian emerges here, as he is only interested in analysing statements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The whole of the system and its discursive rules determine the identity of the statement. But, a discursive formation continually generates new statements, and some of these usher in changes in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that may or may not be realized. Therefore, to describe a discursive formation, Foucault also focuses on expelled and forgotten discourses that never happen to change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Their difference to the dominant discourse also describe it. In this way one can describe specific systems that determine which types of statements emerge.

吾言我字

在眾多篇正字的文章中﹐我也不敢發表什麼評論﹐一來既不多懂﹐二來也不大覺得有興趣。言語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傳情達意﹐如果生硬把字改寫改音﹐只會混亂語言。去考究一下本來不是壞事﹐去混淆公眾字詞﹑韻彙﹑溝通則有嫌矯枉過正。我前兩年回港就試過原全聽不懂新聞報導員當時在說什麼﹐連語言的基本function也發揮不到﹐所以呢﹐我看那些所謂正音還是不需要的。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話說清楚就可以了。

要解釋當中道理﹐我則可以說個少年時的故事: 話說自己九七年‧夏﹐有夜百無聊賴﹐走到旺角廟街﹐求不得有個看相了叫我過去﹐心內暗喜正好打發時間﹐卻顯著遲疑的眼神﹐像被他勸服的才走了過去。都差不多十年了﹐當中詳細對話當然不記得﹐不過我記得一行埋去我就話無錢﹐問我做盛行我就叫佢估﹐他要我名字我就潦草書﹐說到姓名學我就扯到易經﹐東拉西扯耍了差不多一個鐘﹐到最後那個約四﹑五十的漢子也無我咁好氣投降: "喂! 大佬﹐都係搵兩啖飯食嗟。" 我結果也拿出三﹑四十蚊打完場﹐實在平過我打機(香港的街機常set 去hardest level, 我玩RPG 還可﹐當年打街霸﹐雷電一類就真係輸得慘)。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究竟質和文﹐文和質如何才算平衡﹐我相信也難以找出一定標準。看看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架構一大堆先生﹑校長﹑律師﹑會計﹐我看其實正字正音為次﹐製造文化噪音呃兩啖飯食為主。為什麼有些字改﹐有些字不改﹐訂立不少雙重標準? 因為本來著眼點就從不在字上﹐只不過要做出關注﹐引起輿論﹐在商業角度﹐正反雙方其實也達到目的﹐各有各賣書做節目﹐話唔埋其實兩方也在串通(這樣想又像過於陰謀論了。)﹐什麼環保﹑禁煙﹐隨了少數關注民生的人﹐很多聲音也是乘機﹑附和。熱血青年﹐莘莘學子也樂於作這局中棋子﹐花掉光陰在研究無關痛癢的一兩隻字點讀法。想起舊年七月見過幾句寫給沙士比亞研究者的戲言﹐在此怕亦能發揮異曲同工之妙:"Of course, it's a great fun to sit around and argue for hours over which 16th century luminary might have written Shakespeare's plays and why, detailing your arguments with extensive citations, semantic analysis and complex anagrams. Indeed, it's hard to imagine what could be funner! Sure, you might be missing out on great sex, great food, sunshine and exercise, but you can rest easy knowing you've wasted years of your life trying to prove a premise that's probably wrong and really not all that important anyway." 人﹐就是容易痴迷﹐沒得說什麼對錯﹐也不重要﹐只是活於不同程度的執著中。

芬香馥郁

在假期中的我﹐仍要徹徹底底的放假﹐連網也沒上﹐加上自台灣地震後互聯網實在變得太慢了﹐這兩天一切大致正常了罷。這篇聖誕前積下的草稿略略修輯一下便算﹐事過景遷﹐當天滿有興趣看的話題今天也變得沒了味兒﹐是時間沖淡了香氣吧~

聖誕前﹐不少人也準備了禮物﹐小孩子當然要玩具﹐至於送給情人的﹐當中有不少是一瓶瓶的香水罷。千萬不要看小這些一小瓶一小瓶25ml, 50ml有味的水﹐不單製作繁複﹐而且消耗極大資源﹐一安士的玫瑰精油便要約八千朵花才能夠提煉出來。每年數以十億計的香水貿易又怎能看小? 雖說歷史上自古希臘﹑羅馬有沒藥﹐以至中國有麝香﹐檀香﹐正式工業化也自六﹑七十年代一支Chanel No.5 起迷死不少女士。散發出香氣便要靠抽出物質中的精華油﹐方法多為 Steam Distillation, Cold Pressing, Enfleurage, Solvent Extraction, Turbo Distillation Extraction, Hydro Fusion Extraction 和先進科技下產生的 Supercritical Fluid /Carbon Dioxide Extraction。一般稱為香水精華Perfume extract就含有20%至40%的香精油﹐要起碼含有10-30%才能標為香水Eau de parfum﹐次一級的5-20%Eau de toilette(直譯為廁所水?)﹐至於多數為男士用的古龍水Eau de cologne(*1)就僅僅得2-5% 是香油﹐其餘只是酒精和水﹐越想就越覺真不化算。香水利錢高﹐雖解釋了香水如何難做﹐不過製造香水的成本只不過約10%的售價﹐其餘主要便是花在開發﹐推銷﹐廣告﹐包裝﹐和那個帶著虛偽面孔的sales身上。為了賺多一些﹐太多商業機構惘顧道德﹐為了制造銷量﹐便提供低級產品﹐最近這幾年總覺香水多為合成化學製品﹐價錢是便宜了﹐香味卻半小時不足就消散得無影無蹤﹐甚至有顧客投訴真金白銀買回家的香水氣味﹐反而不夠樣版的味濃郁吸引﹐是心理因素還是銷售手法﹐就真是不知道了。

是節日氣紛令我想起香水嗎?平日可能是的﹐但是這次是因為看了套戲"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劇中的香痴以enfleurage 把少女的氣味捕捉﹐以人命製出蕩人心神的味道。挑戰道德﹐人性; 主角卻是在無奈﹐欠缺目的下存在著﹐對香味作出盲目的追求。如果把戲中香味換成銀紙﹐我們不是正活在同樣的一個荒謬世界嗎?

*1:Eau de cologne (EDC) was originally a specific fragrance of a citrus nature and weak in concentration made in Cologne, Germany. However in recent decades the term has become generic for a weakly concentrated perfume of any kind.